我算杏花村的常客了，杏花村汾酒的现代化流水线和工业旅游景观固然令人赞叹，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汾酒的老作坊，还是老作坊刚刚酿出的散发着浓郁粮食味道的老酒。

杏花村汾酒老作坊遗址也即“义泉涌”旧址，位于杏花村镇东堡村卢家街，由南北两组院落组成，总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旧址北院为酿酒作坊原址，共有五个院落，面积约7000平方米，今存有清代酿酒作坊和埋于地下的发酵地缸。

徘徊在这座古老的院落里，依稀可以嗅到老作坊和地缸散发出的酒糟气味，我知道这气味中活动着一些微小的生命，与其把它们看作微生物，还不如看作文化或历史，或者说，地道的文化或历史其实就是嗅得到却看不见的生命。

北院西南角的院子里有一口古井，建于元代，古碑说古井的水“味如醴，甘馨清洌”，在民国时期一直是酿造汾酒的专用水源。汾酒的许多传说便与这口井有关，或者说，在汾酒人的眼中，这口井是属于神话的，是一口神泉。古井上建有一座四角亭，名曰“古井亭”，明清时也叫“申明亭”，意为“明理、彰善、抑恶、剖决争讼、辅弼刑治”之义。

很显然，“申明亭”最初应是一座与官衙有关的亭子，后来才演变为见证汾酒辉煌的亭子，这一身份转换或与立于亭旁的《申明亭酒泉记》碑有关。《申明亭酒泉记》碑是为汾酒折桂巴拿马大奖而立的，从“万国博览会”凯旋不久，中国白酒历史上的第一枚商标“高粱穗”便诞生了。不过，我们今天在汾酒包装上看到的已非饱满的“高粱穗”，而是典雅的“古井亭”了，或者说，“古井亭”是继“高粱穗”之后汾酒的又一著名标识。“古井亭”依墙而构，墙上开有一扇扇形窗户，窗户上方嵌有傅山手书“得造花香”碑一块，院内还保存有明代酿酒所用的甑筒一个。作坊遗址保存完整，反映了汾酒文化的传承，是一处十分珍贵的酿酒业实物遗址。

2008年9月24日，“杏花村汾酒”、“贵州茅台”、“泸州老窖”三家联合申报“中国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汾酒老作坊便是领衔者，这次申报也是中国白酒浓、清、酱三大主流香型代表企业的第一次连袂“演出”。

站在这座古院落里怀想，文化也罢，商业也罢，酒在我眼中总归是一种生命。酒的生命无疑与微生物有关，但显然并不局限于微生物。说到微生物，我便想起方心芳先生，正是他主持了中国白酒业的第一次实用性科学研究，这项研究的开展地便是杏花村。

也是机缘凑巧，方心芳1933年来到杏花村的时候，执掌汾酒帅印的还是老掌柜杨德龄。方心芳时任天津塘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发酵与菌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正是激情飞扬的年龄，而杨德龄这一年已经从事汾酒酿造近60年，算得上全国最顶级的酿酒大师，酒业的“老江湖”。一个年轻的微生物专家和一个酿了大半辈子酒的“汾酒通”走在一起，一少一老很快便成忘年交，他们摸爬滚打在一起半个多月，谈古论今，谈文化论科学，经验与科学数据的融合碰撞，便结晶出著名的汾酒酿造七大秘诀：“人必得其精、曲必得其时、器必得其洁、火必得其缓、水必得其甘、粮必得其实、缸必得其湿”。

离开杏花村不久，方心芳撰写了我国制曲酿酒的第一批科学论文《汾酒酿造情形报告》等，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解放后，方心芳先后担任中国酒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酿造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等职，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还是我国现代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我不敢断定是这次杏花村之行确立了方心芳在微生物学研究方面的地位，但我相信，这次杏花村之行对方心芳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经过百次实验，方心芳得出一个结论：杏花村空气温和湿润，适于微生物繁殖，千百年来已形成特有的微生物系，这些微生物只要离开杏花村就不能存活。汾酒人一直把这一结论奉为圭臬，其实，在我看来，杏花村特有的微生物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汾酒人数千年来传承下来的酿酒人与粮食共处共生的气息，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微生物或可仿制，但人与物之间的气息却是不可复制的，而正是这独一无二的气息，才成就了汾酒绵延不绝的文化。

记得我曾在晋城的一座酒窖里听到《大悲咒》，酒窖的主人告诉我，微生物是通人性的，他之所以在酒窖里反复播放佛乐，就是要让空气中的微生物怀有慈悲之心，让他的酒性更绵善。在西方也有类似的做法，我相信万物都是与人性相通的，汾酒的文化自然也积淀着汾酒人的性情和性格。

想起酒界泰斗秦含章先生对汾酒的评价：汾酒是最干净最卫生的酒。这句评价看似简单，却最是深刻。事实上，只有干净的人才能酿出干净的酒，换言之，汾酒之所以最干净，是因为汾酒人最干净。酒即人，人即酒，对于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产品来说，人与酒其实早已合二为一了。

干净，才能纯正，或因如此，我喜欢几则伟人与汾酒的故事，因为伟人的故事最能体现汾酒的境界。据《中华民族国酒杏花村》一书记载，毛泽东主席曾用汾酒在西柏坡宴请过前苏共中央的高层领导米高扬，这个故事显然是汾酒的身份象征，但还不足以证明汾酒的品质。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阔别20年的贺子珍见面了，在饭桌上，毛泽东先呷了一口杏花村老白汾酒，微笑着对贺子珍说：“我喝过不少的酒，最后还是觉得汾酒很纯正。”这样的场面是温情的，话语也是真诚的，或许高兴吧，毛泽东便乘兴挥毫写了杜牧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毛泽东脱口而出“纯正”二字，其实就是一代伟人对汾酒最好的奖赏，不亚于他龙飞凤舞的书法。

还有一个故事，则与周恩来总理有关。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时，秦含章先生与邓颖超分在一个小组，他让邓大姐转告周恩来总理，今后要多饮汾酒。邓大姐很好奇，问他为什么？秦含章先生回答：“汾酒纯正。”“纯正”二字简单直接，却道出了老科学家对周总理的热爱，也道出了汾酒在老科学家心目中的地位，而这“纯正”二字，或许才是汾酒“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生命常青的秘诀呢！

文/赵树义
（来源：山西经济日报）